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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战争小说

徐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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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有人称我作家了,不久我又发现我被人称为战争小说作家,这使我感到很惶惑。直到今天,我仍然拿不定主意,是否或者说有没有必要接受“战争小说作家”这个称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便是,我也确实写了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小说,并且给人的感觉我是以此为创作主项,从这个意义上讲,被人定义为“战争小说作家”,又似乎不算太牵强。

  如此,我就有必要回头看看了,我为什么要写战争小说。

  事实上,不仅是战争小说,就连战争这东西,我本来都是很陌生的。二十年前我参军到了军营,并不是冲着战争来的。天晓得怎么会那么巧,我所投身的这支军队几十年都没有打仗了,偏我一到军营,赶上了战争。我是1978年年底参军的,一个月后就被拉到前线。白天行军打仗,夜晚蜷缩在山岳丛林某个角落里,思维往往很活跃,一个十分集中的问题便是,生存还是死亡。坦率地说,那时候还是很害怕的。

  变化是从我到前线的第三天开始的。那天,我们的队伍向纵深挺进,在一次战斗中,我立了一个三等功,是全团三百多名参战新兵中第一个立功的。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不过是一发已经炸开了的炮弹落在我前面,按战术要求,遇到炮击应该卧倒,但卧倒之后显然离炮弹更近了,我本能地往后仰去,恰好砸在身后的营长身上,营长认为我是舍身保护首长,十分激动地向上级给我报了个三等功。三等功到手之后,我非常兴奋,感觉上成了英雄,所以在同其他新兵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些趾高气扬。这种浅薄的狂妄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是我始料不及的,由于我把自己膨胀得很高大,甚至以英雄自居,所以,再遇到行动,面临考验的时候,我就没有退路了,众目睽睽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往前上。结果,在一次战斗中又得到一个前线通令嘉奖。当时去前线采访的空军作家刘天增,根据我和我们连队另外两名士兵的故事,写了一篇题为《铁鞋踏破千重山》的特写,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79年第5期,把我形容成“瓦西里一样坚强可爱的新战士”。

  可以说,这篇文章除了在当时大大地舞了我的士气以外,它的更为重要的和持久的作用是唤醒了我的文学意识。在这条路上,我是始于被别人写,然后才是写别人。战后归来,在中原的一座军营里,我由一个新兵成了老兵,并且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写通讯报道。这期间,我对于军事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无不打上战争的烙印,脑海里时时会出现一些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物和情景,我身边曾经发生过的关于人的生死存亡的故事几乎构成了我文学准备的全部,同时也成为点燃我创作激情的动力源。

  1984年7月,我第二次上了前线。这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军官了。我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意志,才干和灵敏度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磨炼,尤其重要的是,在那同甘苦共成败的日日夜夜里,我结交了一群肝胆相照,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朋友。在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里浸泡久了,我的情感和人生信念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就在那段日子里,我得出一个结论,战争,这个驱使人类上演无数悲喜剧的魔杖,同时也是一柄打开文学宝藏的钥匙。如果说文学果真是人学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就是人际关系的学问,而在战场上,在生死攸关之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复杂还是透明,都可以说走向了极致:崇高和萎缩、智慧和愚钝、坚强和脆弱、真诚和虚伪、善良和邪恶、无私和自私、希望和绝望,往往只在一刹那就暴露无遗。解剖人的灵魂,战场就是最好的实验场。而战争文学往往就是关于人的灵魂解剖的实验报告。我的最初的几部中篇小说诸如《大路朝天》、《走出密林》、《潇洒行军》和《弹道无痕》,就是在这种感觉中写出来的。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多,也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感性认识的机会少了,理性的思考就相对多了,我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开始了对战争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试图弄明白人类战争的历史成因和它对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类在战争中积累的战争文化、战争智慧、战争道德和战争的美学境界。在离开战争十多年之后,我创作了一部古代战争中篇小说《决战》,这部作品包含着我对战争和战争文学的一些新的理解。“决战”最终是以“不战”而告结束的,以交战双方将领的人格和智慧的力量,相互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共识,并以这两位将军的生命为代价,保证了“上谋不谋,上战不战”这一战争最高境界的现实。

  1999年年底,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仰角》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虽然是以和平时期军营生活为背景的,但它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战争文化的小说。它所表达的战争观是,对于军人来说,没有和平,只有战争,和平只是在势均力敌的对峙中出现的僵持阶段,也是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仍然是战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永远是军人事业的旗帜。同时,中国传统兵法里的“训练”一字,本来的含义并非仅仅是对技能智能的操练,“训”和“练”是两个概念,“训”是训导,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里进行的教化和规范,是上层建筑,而“练”则是对具体的战术技术的操练。《仰角》可以看成是我对战争文化和战争文学、战争人物和战争文学形象、战争思想和战争艺术、战争人格和战争行为进行探索挖掘、消化、升华的一次实践。

  200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如果说这部小说是成功的话,我自以为它最大的成功就是人物的成功,它在千万张为广大读者熟悉的面孔之外又提供了将近十张新脸。在我们熟知的大量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文学作品里,战争人物、尤其是在若干年后成为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人物,他们的本色,他们的改造过程,他们走向战争和成长的前史,多数都被有意避开或者无意识地忽略了。他们一出场,往往就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指挥员,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干都达到了相当水平,缺少了从一个对政治和战争一无所知的人到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和战争指挥员的决定性的过程,使人物个性缺乏牢固的根基。我之所以创作《历史的天空》,就是要看看英雄们在成为英雄之前是个什么样子,他们成为英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他们是永久的英雄还是一次性的英雄或者是阶段性的英雄。作品里的主人公梁必达早年大名梁大牙,因逃避日军追杀到凹凸山投奔国民党军,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他犹豫的时候,一个青年女八路的及时出现,改变了他脱离八路军的念头,就这一步,梁大牙从此就走向了战争和政治,并在对立的、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张普景等人的斗争、磨炼和帮助下,一步步显示了自己的卓越,最终成长为一名睿智而又胸襟博大的高级领导者。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纯粹的“战争小说作家”,也不在乎是还是不是,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个领域里我是得心应手的并且是愉快的,那么,我当然还得按照我的思路往前走,不管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我这一辈子,总得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吧。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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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明俊 来源:本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9年08月07日 16时12分09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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